窗体顶端一、“人”与“才”的区别
在目前实际生活中，“人”与“才”通常是合一而论的，这就是书面语与口头语中所统称的“人才”。实际上，在中华元文化里，“人”与“才”是分别而论的。
何谓人？八卦的三爻把人放在了天地之间，由此演化出了“天地生人，人为天地之心” 的定义。《圣经》说是上帝创造了人，中华文化认为人是由天地而生的。
《尚书·泰誓上》曰：“惟人万物之灵。”人与万物同源而生，人与万物是兄弟姊妹关系。但与万物相较，人是具有灵气的佼佼者。
《礼记·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详细展开讨论这句话，非本文之范围。这句话的根本意思是，人从天地中来，天地之间的一切优秀的品德与灵气都集中了人的身上。还需要的说明的是，这里的“鬼神”一词只有自然意义，而没有人格意义。
《黄帝内经·宝命全形》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易医同源。易医论天地人，三者均是合一而论的。《内经》文字所表达的哲理与八卦卦象中的哲理是一致的。在这句话之前，《宝命全形篇》以黄帝之口说出了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以人为贵的论断──“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列子以人的体格特征界定出了“何以为人”的标准。《列子·黄帝》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有七尺之身躯，有手足的区别，有头发与牙齿，身子能依靠而腿能走路，符合这几个标准的就是人。这个标准是人的外在标准。《礼记》还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标准──礼。《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在这个标准里，“无礼”之人应该归于禽兽之列。
《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完全继承了卦象与文字经典中的哲理，论人之本源论到了天地这里，论人与万物的关系论到了一个“贵”字上。
再说才。何谓才？才与人相联系，其意义在才能、才干的层面上。《诗经·鲁颂·駉》： “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期”意思是无尽的思量，“思马斯才”是以马才喻人才。《诗经》记载了中华民族重视人才的优秀传统。
《礼记·文王世子》曰：“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这里所讲的是教学目的是育才。 “才”之前还有一个“贤”字。如果说“才”属于才干、才能的话，那么，“贤”则属于道德范畴。
论人，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首先论的是人的来源。宗教经典论人，视万能之神为人之本源。中华文化论人，把人的本源归结到自然天地这里。是天地生人而非上帝造人。人与万物同源而生，但人有万物不具备的灵气。人之所以为人，而是不是禽兽是，就在于人会主动遵守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礼。论才，论到了才能、才干上。《诗经》开创了以马才论人才的先例。无论历史亦或现实，均有“千里马”之说。千里马非马，人才也。
《尚书》《礼记》《内经》《说文》论人，与人相伴的字是“灵”、“秀”、“贵”三个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如果说中华文化以八卦为根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中华文化从根本处就是天人合一的文化。
《诗经》以良马论人才的先例，《礼记》论人才时把“贤哲”、“贤能”之“贤”放在了“才干”、“才能”之“才”的前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是尊贤敬才的文化。
二、育人与育才
育人如何育？人从何处来，做人的道理就在哪里，这里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同认识。
《圣经》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之理就是育人之理。在《圣经》覆盖的范围内，是人就要听上帝的话，是人就必须以上帝的意志为意志，总统也不能例外。
佛教以空为万物之本源，所以做人的道理浓缩在一个“空”字里。佛教倡导悟空。悟空之悟，就是要悟出无我之境界。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文学艺术形象，但“悟空”这个名字却折射出了佛教育人的终极目标。
中华文化说是天地生人，所以做人的道理只能源于天地。八卦的三爻、六十四卦的六爻均把人的的位置置于天地之间，《易传》诠释卦象，由此建立了“天如何，人如何；地如何，人如何”的人生坐标。《周易》六十四卦，被《周易·象传》诠释出了六十四条人文哲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格言就源于六十四卦地前两卦。“自强不息”是源于天理。“厚德载物”是源于地理。
是人就要听上帝的话，这是《圣经》的要求。是人就要效法天地，这是《周易》的要求。在《周易》里，天下的栋梁是君子，天下的治理者是大人、圣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大人、圣人都应该效法天地。天地有大公无私之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所以《周易·乾文言》要求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天地有生生之德，天地有日新之德，“生生之德”与“日新之德” 均产生于天地变化之中。变化中有“生”，“生”出新东西，这是天地之理，也是圣人应该效法地哲理。《周易·系辞上》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圣人像天地一样变化，变化出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活器具以及新理论与新文化。《周易·系辞下》中记载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五大圣人的业绩。这些业绩不同于楚汉相争、逐鹿中原的战绩，而是文化与先进器具的发明创造。《论语·泰伯》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在儒家文化里被视为是圣人之君，圣人之君也要效法天──“则天”。请看，君子之前有行健之天，大人之前有无私之天，圣人面前有变化之天；这里并没有什么“君纲”、“父纲”、“夫纲”。育人的道理只能源于天理地理，圣人之君之理也不是人理。还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天地之前还有源，天地之源就是道。天地生人，但道生天地。天地之理即为道理，归根结底，人理源于道理。
西方人做人讲上帝，中国人讲道理、讲天地良心。在西方，上帝至高无上，其地位远远高于总统，所以，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中，因为上帝“十诫”的第九诫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美国人没有一个人为两个总统做假见证。没有一个人为总统做假证，这是《圣经》育人育出的结果。
已故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在《西方文明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一文中引用了上帝“十诫” 的全部内容，又说出了一句令人无限伤感的话：“其中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感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这句话指出的一个严酷的事实，几十年来顾准先生以及所有有良知、有才能的中国人深受假话、假证之苦。问题是顾准先生下错了结论，假话、假证的泛滥并不是因为“中国并无此传统”，而是因为“中国丢掉了此传统”。本来，在中华文化里，道至高无上，天至高无上。按照道理、天理做人，《周易》中出现了一个“信”字，《礼记·中庸》出现了一个 “诚”字。道理、天理孕育出诚信之人是高尚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你看，《尚书》中的人民敢于诅咒把自己比喻做太阳的君王──“时日曷丧，吾与汝俱亡。《诗经》里的诗都是真诚真情之诗，对君王该歌颂的就歌颂，该批评的就批评。在《诗经》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阿谀奉承。孔子敢于批评猛于虎的苛政，孟子敢于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庄子以道为判断标准，不但批评了尧、舜、禹，而且还批评过黄帝。这一类中华先贤都是不会说假话人，他们更不会做假证。中华大地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天怨人怒的一个“假”字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育人的道理、天理发生了质变──君王之理取代道理、天理。本来，道与天位于君之上。西汉的董仲舒把君理与道相等同，把君的意志与天理相等同。从此，育人的道理、天理变成了 “以君为纲”的邪理。试想，臣与民只能按照君王的意志说话，臣与民只能揣摩君王的心思说话，真实、真情、真人还会有存在的基础吗？丢掉了真正传统，变质了本来的文化，以至于在顾准先生生活的年代里，再讲道理天理、天地良心则已经成了非常。所以，遭受假话、假证之苦就成了普遍现象。
用道理天理──真正的中华文化育人，育出的是堂堂正正的人，育出的是顶天立地的人。用君理──变质的文化育人，育出的是猥猥琐琐的人，育出的是掩盖真实面目的人。目前之所以出现一个难以消除的铺天盖地的“假”字──假话、假证、假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明丢掉了本来的文化──道理、天理。目前的校里校外，问题学生与犯罪青少年越来越多，究其根源，是不是因为只有育人的知识而没有育人的文化。目前的官场里，说假话不脸红的贪官越来越多，究其根源，是不是育人的文化上出了问题，是不是在“做官先做人”的顺序上出了问题。中华大地上本来就没有上帝，如果再丢掉了道理、天理地理，丢掉了自律的“天地良心”，人还能成为真正的人吗？不成人，怎么能够成为好学生？不成人，如何能够做好官？
再说育才。中华大地上的人才分两种：一种自己悟出来的才──天才，一种是育出来的才──人才。
先说悟出来的才。中华大地所出现的中华文化，所出现的中药学、中医学、天文学、音乐、诗歌、数学、地学都是天才型的中华先贤在无师、无参考资料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这些创造者应为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的胸中之才是自己悟出来的。悟并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以效法自然为前提的。中华先贤从道理、天地之理中汲取了做人的道理，也从道理、天地之理中汲取了做事的智慧。如果把早期的这些伟大发现与创建一一进行统计，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及各科学问都是由道理演化而来的，都是由天理地理演化而来的。如果中华文化以八卦为根的话，那么，八卦是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之后仿照天理地理做出来的。如果说中医文化以《黄帝内经》为根的话，那么，《黄帝内经》从阴阳四时、天理地理演化出来的。《周髀算经》中商高定律即勾股定律源于天文观测；奇偶之数起于阴阳两卦，卦起于“天文地理”，数学同样是源于天文地理。西方人说，音乐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东方的孔子认为，音乐是天地自然产生出来的。《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又曰： “乐由天作。”打开《孙子兵法》，谈军事者先谈道。参观宏伟的中国古建筑，无论是京都宫殿还是深山古刹，讲解员讲建筑时肯定会讲到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当今建筑大师贝聿铭最近撰《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一文，谈建筑谈到了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见《新华文摘》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古今有名于无名的建筑大师都把道视为建筑之术的理论渊源。化学著作之鼻祖、中国的第一部炼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以阴阳论出了两种异性元素，又以阴阳论出两种异性元素之所以化合的理论依据。中华大地的各科学问，都把理论渊源归结在了道理亦或天理地理这里。──中华先贤以自然之理创建了一门门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学问，而且这些学问在人类历史上大都具有空前性。能够开辟出一门跨越时空学问的人，都可以界定自觉自悟的天才。“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出现与推行之后，一个“纲”字被一个“悟”字所限制、所束缚。在中华元文化的道理中，君王一个尊敬贤者。在“三纲”的道理中，贤者一个屈从与服从君王。中华大地出现了一部部领先于世界、光照千秋的经典均产生于“三纲”之前“三纲”之后出现的是什么呢？“三纲” 窒息了整个民族灵性──发明创造的灵性，提出与思考问题的灵性，以至于中华民族从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民族最后沦落为谁都敢打的民族。
再说育出来的才。《孟子·万章上》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后，使先觉觉后觉也。”这里的“先知先觉”即自己觉悟的天才，这里的“后知后觉”即育出来的人才。
人才如何育？办学校。学校，官办民也可以办。《孟子》记载了三代官办的“庠”、“序”、 “学”、“校”，孔夫子办的则是民办学校。
育人育才的方法是什么？中华先贤开创出的方法是愉快式教学法──用诗歌、音乐来教育儿童。愉快式教学法始于舜。《尚书·舜典》：“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教胄子”之“教”，出现了“诗”“歌”“声”“律”四个字。这四个字里面体现出的是多种艺术，而非千篇一律地说教。
育人育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六德”“六行”“六艺”。《周礼·地官司徒》：“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育人育才循序渐进，以德为先、以行为中，以艺为终。因为中华大地上一开始就是有课堂而没有教堂，老师起着牧师的作用，所以课堂上讲的两种理──做人的道理与成才的技艺。
教育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是把人培育成“堂堂正正”的人。《周易·蒙彖传》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卦象征启蒙。启蒙的落脚点是“蒙以养正”。一个“正”字，意义起码有三重：用正道培养人；把人培养成走正道的人；使人成为堂堂正正的人。这个目标有没有现实意义呢？请看爱因斯坦的晚年在《论教育》中为学校如何育人设定的一个目标。爱因斯坦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学生离开学校时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人”，这是爱因斯坦设定的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既应该是懂正道、走正道的、有德行的人，还应该一个有综合六艺的才，这是中华先贤设定的目标。现代的学校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升学率”。衡量学校成绩的重要标志是“今年考出多少名大学生”，而不是培养出了多少“和谐的人”、“合格的才”。与祖先的设定的教育目标相较，与爱因斯坦设定的教育目标相较，“升学率”的教育目标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个修正？！
教学如何教？孔夫子创建了启发式的、问答式的教学法。《论语·先进》篇记载了这种教学法。摘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赤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最详细的一堂课。课堂上教与学的内容，本文不做具体讨论。此地此时所关注的是，孔夫子的教学方法。这里没有出现“填鸭式”满堂灌，出现的是老师问、学生答的“问答式”教学法。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水准和意愿自由发挥。然后老师做一下点评。“问答式”教学法的优秀之处起码有四：一是满足了年轻人愿意表现的天性；二是充分调动了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三是让学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愿望；四是课堂气氛活跃，这里居然还允许弹琴，如此活跃的课堂还会出现打瞌睡的学生吗？史称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弟子与贤者之比为四十比一。成才比例如此之高，与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问答式”教学法有没有直接关系呢？现在的课堂上，“填鸭式”满堂灌占据了主流。“填鸭式” 教学法的严重危害有三：一是完全抹煞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是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情绪──高中毕业班的课堂上，学生还会打瞌睡；三、长期的满堂灌，使学生对老师、对书产生了厌恶情绪。目前学生写日记骂老师、高考在教室里疯狂抛书这种情况到处都有。仇恨书，是书之罪吗？
孔夫子的学制绝对不会超过十年。十年育人，一旦成才就是可以主持全局的人物。现在高中毕业需要１２年的时间，有多少高中生不会写一封像样的信呢？更严重的是，书中的内容主要是知识，缺少“如何成人”的根本道理与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礼仪，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子孙离中华民族的模样越来越远，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子孙离中华文明之“礼”越来越远。
三、两句流行语批判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几乎被整个民族普遍接受的极端错误的格言。读书的目的应该是把“万般”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贬低“万般”。中华民族的开端处中华先贤，一个个都是动脑动手把“万般”事情办好的光辉典范，他们动脑研究问题，动手制造器具。或务农，和务渔，或务商，或训畜，或养蚕，或培育瓜菜，那一“般”做好了都可以为圣。你看，伏羲氏做八卦进行文化创建可以为圣；神农氏务农可以为圣；黄帝发明衣裳、创造各种器具同样可以为圣；经商同样可以为圣──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交易市场为神农氏所创建。士农工商四民都是天下必须的、缺一不可的基石。四种行业，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即中华元文化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孔夫子贬低了农，老子贬低了工，秦始皇贬低了儒，韩非子与晁错贬了商，把本来在文化中地位一致的“万般”弄得七零八落。教育正本清源，必须弄清这句格言的是与非。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莘莘学子没有不熟悉这句话的。“学会数理化”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书中的知识源于书外，这是应该明白的基本道理。书中的知识由书外人所创造，书中的知识体现着书外的智慧；如果只记住了书中的知识而忘记了书外的创造，如果只记住了别人创造的公式而忘记了开发自己的智慧，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赶上、超越西方的赛先生呢？教育正本清源，必须批评这句流行语。
四、应该记住的两句话
１.《周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这句话讲的是育人。立人之道只能立在天道地道里，不能立在“以君为纲”为首的“三纲”里。天地能生万物，而君王不能生万物，所以君不能与天地相提并论。天地有恒常之序，而君王没有恒常之序，所以君不能与天地相提并论。如果立人之道错立在君纲里，循环不休的灾难就永远不会停止。
２.《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这句话讲的是“道器转化”。道器转化的落脚点在发明创造上。笔者认为，这句话既讲育人又讲育才。认识与理解了道，就会转化出器。西方的器源于个人的聪明才智，早期中华大地上的器源于道理、源于自然之理。中华民族的后期的落后，是不是正是我们因为丢掉了“道器转化”这一哲理？！
